高科技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产生诸多困扰。在网上海量的寻机攻略中，由淘宝卖家提供的追踪iPhone手机服务备受追捧，但同时也饱受质疑：这种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个人信息的服务究竟合不合法？公安机关采用的定位服务能否试水民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思索……
现实中有很多iPhone手机成功找回的案例，关键在于苹果手机的定位功能发挥了作用。既然可以通过电子串号对手机去向进行跟踪定位，那么丢失的iPhone手机是否可以通过苹果公司提供官方定位服务，帮助寻回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位于北京三里屯商业区的苹果产品零售店进行调查。
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向店员咨询：“一个月前丢失的手机，能否帮忙找回来？”店员告诉记者，如果手机在北京丢失，失主首先应向警方报警，警方接警后，再将警方开出的证明通过邮件方式发送给苹果公司法务部。苹果公司根据邮件上传丢失手机的相关信息，一旦丢失的手机到苹果授权店进行维修时，苹果后台系统会自动搜索到并报警，授权维修点将扣下丢失的手机。当记者询问报警后，失主能否从苹果官方获得丢失手机的ICCID码时，店员表示，丢失手机的相关信息公司只提供给警方，失主没有权限获得。
之后，记者又致电苹果官方售后支持，当记者询问苹果公司能否将电话转接到媒体联络部门进行沟通时，客服人员表示，公司媒体联络部门不接受采访。截至发稿，记者给苹果公司媒体联络邮箱发送的两封邮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曾经从事过iPhone手机软件开发工作的胡先生，现在是淘宝网上一家“苹果手机寻回”网店的老板，记者在与他的接触中了解到更多关于苹果“寻机”背后的“猫腻”。
“去年7月之前，iPhone手机失主可以凭电子串号直接通过苹果官网查询丢失手机的新ICCID码。但不知为何从那之后，苹果公司关闭了这个查询通道，ICCID码的相关信息仅向售后技术人员开放。”胡先生说，目前淘宝卖家的定位信息来源，大多是来自于苹果售后服务渠道。“由于这些信息苹果售后人员都能接触到，有部分售后人员还直接做起了淘宝定位服务的生意。”
对于这一生意是否合法？胡先生也不置可否，“因为我们对于IMEI码是否属于信息购买者本人无法判断，所以对法律风险判断不准，还是建议失主通过相关渠道查询到手机去向后报警，由警方来协助处理。”
可如果淘宝卖家的信息果真是通过苹果售后技术平台获得，那苹果是否涉嫌泄露用户隐私？又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这取决于用户购买苹果产品时与苹果公司达成的合同，如果在产品销售说明中明示消费者苹果公司有这种后天追踪系统，而消费者又自愿购买，实际上是消费者放弃了相应权利；如果苹果公司与消费者之间没有这种合同，或者消费者根本不知道存在这种定位功能，苹果公司就属于侵犯消费者知悉权，相应的定位功能自然属于违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表示。
目前手机定位技术在民用领域主要应用于路线规划与实时导航、城市信息查询知道苹果id怎么定位到国外、地图查询、企业员工管理等方面。特别是一些物流管理、速递、保险等公司为方便管理员工采用了手机定位技术。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高秦伟分析指出：“这些手段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目前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明确了手机定位服务的范围、限定条件、授权关系的确定及运营商在此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了儿童和监护人之间隐私保护的限定条件，而我国对此领域尚未出台明确规定。”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将手机定位向民用领域进一步开放，比如应用于寻找失踪人口、儿童等领域。手机定位业务的日渐发展苹果id账单寄送美国地址，以及巨大商机和利益的诱惑，也产生了诸多法律问题。”高秦伟表示，定位过程中涉及手机定位者的知情权与被定位者的隐私权的问题，均需要从学理上梳理清楚。
“在没有专门法律颁布之前，相关部门可以制定行政法规、规章或地方性法规来规范定位手机的开通使用。”高秦伟认为，主要的着力点应放在：首先，严格限制通信公司开通定位功能必须实名制；其次，要建立严格的责任承担机制；第三，要严格规范民间应用的领域，科学论证；第四，公安机关要研究新形势下网络安全、手机安全等新兴课题，做到既保障公众利益，也保障个体利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制定专门的隐私权保护法，来建立健全隐私保护机制。”
本报广州1月15日电（记者罗艾桦）记者今日从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获悉：该院公开审理了一宗非法出售与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涉嫌出售信息的民警李某犯受贿罪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获刑7年。
据了解，李某是技术侦察总队五科副主任科员，负责内勤工作。2010年元旦前后，经一老乡介绍，犯罪嫌疑人万某打电话跟李某说有一个亲戚失踪了，让他帮忙定位一个手机号码。李某于是通过办公室电脑进入手机定位系统，并将查询结果告诉了万某。此后，李某多次帮助万某查询公民定位信息。2010年2月，万某找到李某，提出进行手机通话清单、手机定位、个人出入境记录的交易。
经查证，自2009年12月至2010年8月，万某共从李某处购买公民手机通线份、公民出入境登记信息约10份，向李支付信息价款合计人民币41.53万元。万某获取上述公民个人信息以后，一部分用于名下剑峰公司非法讨债，一部分高价转售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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