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作为一位教育家的成就并不仅仅局限于在中国创办诸如国立东南大学这样的正式教育机构。通过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他对于向美国民众宣讲中国与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组织基础。对于郭秉文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教给美国人他们所认为的真正的中国是一项重要的教育工程，它可以为在诡谲多变的国际秩序中步履蹒跚发展的中国提供宝贵的支持。本文会首先简要回顾中华帝国晚期（1600-1912）中国在海外形象的历史，然后重构华美协进社的早期历史，并特别讨论郭秉文对于该社的重要贡献以及该社在宣传中国海外形象的长期历史中的重要性。
在19世纪中期列强入侵之前，中华帝国在东亚甚至更远地区都有深厚的文化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被中华文化所吸引的外国人所实现的。在明清两朝逐渐成熟的朝贡体系是建立在天朝上国的文化与经济主导以及周边国家对于天子的臣服基础上的。在这一时期，模仿中华社会的治理以及治学经常是朝鲜、越南以及琉球等地的官方政策。而也正是在这些地区，中华文化的影响，比如说正统的儒家学说以及国家推行的科举考试，是最为明显的。这些地区的使节、学者以及商贾（未必是互相排斥的职业）在华居住期间熟悉了中华文化。通过这些文化上的使者，中华文化在他们的原籍国广为传播，并且构筑了东亚以该文化为中心的国际秩序。[1]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自己对于在海外展现他们的文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与朝贡国积极向中原王朝学习的态度相比，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从来没有成为中国人自己一个有意识的想法。这是因为他们观念中中华文化的优越性让这一想法似乎没有必要。中国人向中文中所说的南洋，也就是今天的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在中原最后的汉人王朝明覆灭之后大幅增多，有清一代也是延绵不绝。这些主要来自南部的广东和福建两省的移民在当地的贸易和其它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也确实把各自原籍的风俗习惯带到了南洋，并且在客观上传播了中华文化。明清两朝除在帝都正常接见朝贡国的使臣之外，也会在那些最为接近中华社会的地区，也就是朝鲜、越南和琉球，新王登基时派出册封使。这些代表天子的册封使当然是要负命展示天朝威严与皇恩浩荡，客观上也朝贡国展示了中华文化。[2]
中国在朝贡制度之外的西方的文化影响也主要是由西方的亲华分子所造成的。早期的代表包括13世纪蒙古统治时期的杰出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以及16世纪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对于中国瓷器长盛不衰的需求以及张扬的中国风艺术（chinoiserie）都说明了西方崇拜者所带回的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shadowrockeyt。[3]
但是中华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基础，也就是说外国人基本接受中国的优越地位，至少从18世纪末期开始就发生了动摇。1793年无功而返的英国马噶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团在展现了大清和大不列颠两大帝国的礼制冲突之外shadowrocket看国外抖音，也反映了西方人当中对于中国不断加深的藐视。早在耶稣会士来华的时代，就有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教士对中国人及其风俗提出批评。和这些早期的天主教传教士类似的是，19世纪早期开始大量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也写下了很多批评中国民间宗教的迷信以及日益严重的鸦片烟瘾的文字。[4]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进一步打破了天朝上国曾经的威名。更多的西方传教士、外交官以及商人借助一系列外国人享受的特权来到了中国，他们也占据了中国在海外形象传播的主导。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概念相类似，中国在西方人的想象中经常是一片充满异域风情的土地，它需要正义并且强大的西方所提供的精神提升以及物质渗透。在华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所著《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在19世纪末初版。该书对于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批评直至20世纪初期仍有众多读者，中国白话文学先锋鲁迅对于中国人国民性的尖锐批评就受之影响甚巨。[5]
中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与西方列强的遭遇确实引发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浪潮。但是改变西方人对于曾经是公认的文明中心，当下是国际体系中边缘成员的中国的印象，除了个别有远见的个人之外，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来推动这一重要课题。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统治中国的不同政权以及许多中国人专注于从西方学习中国富强可用的经验，比如说技术、法律或者民主政治。但是如何通过向外展现中国文化以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还没有成为当务之急。[6]
缺乏在这一方面的有系统的努力恰恰凸现了华美协进社的重要性。当然，在该社成立的1920年代许多留美的中国学生早已经通过学生出版物和公开演讲致力于向美国人讲授真正的中国。郭秉文自己在1908年到1911年期间于伍斯特学院（College of Wooster）留学时在这一方面就相当积极。不过学生来去不定，一个能够不受学生流动的影响并且自我延续的组织对于中国人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仍然是极其重要。[7]
华美协进社的成立得益于美国政府在1924年庚子赔款第二批的返还，以及包括郭秉文在内的若干个人，他们认识到在美国有组织地推广中国文化的必要性。美国政府庚子赔款在1908年的第一批返还协助建立了清华学校，该校成为了众多中国学生的留美预备学校。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多名人都出自该校，比如说胡适（1891-1962），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以及华美协进社的未来主席，还有孟治（1900-1990），华美协进社的长期社长shadowrocket苹果下载收费。早在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集团之后美国国内就有再次返还庚子赔款的建议，该建议最终于1924年5月被国会以及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批准。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1877-1958）在当年7月联系到了郭秉文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读书时的教授保罗·孟禄（Paul Monroe, 1869-1947），向他征求如何使用庚款的意见。在孟禄的协助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于1924年9月在北京成立，负责监管返还庚款的使用。该会董事会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其中包括了郭秉文和孟禄。该会的主要目标是加强中国的科学教育，但是作为老练的制度建设者，郭秉文和孟禄也同时在考虑通过该会成立一个正式机构推动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了解。[8]
除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之外，孟禄在1920年代多次访华从事演讲或学校调查。郭秉文在1925年被迫辞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的职位之后，正在美国各地演讲，向美国公众说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最近发展。通过他们各自的经验，郭秉文和孟禄都认为需要利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美国设立一个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的机构。根据郭秉文的回忆，他本人起草了关于华美协进社的计划，该计划由孟禄提交给了中基会的董事会并于1926年2月获得通过。华美协进社于1926年5月在纽约正式成立，前三年由中基会拨款逾5万美元，郭秉文同时被任命为首任社长。这是郭秉文在离开国立东南大学之后的首个领导职务。[9]
本文有关郭秉文和孟禄在华美协进社的成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论点是基于目前所能获得的多种史料。需要指出的是有关该社成立的原始资料几乎没有留存。中基会的第一次年度报告只是提到有关华美协进社的提议在该会1926年2月的第一次年度会议上被采纳，以及郭秉文被任命为社长。在没有原始资料的情况下，依靠个人回忆和二手资料来确定华美协进社成立过程中不同个人的作用就相当困难。除了郭秉文和孟禄之外，有论点认为胡适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也是华美协进社的创办人。胡适和杜威当然是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他们在1926年年初中基会讨论华美协进社的计划时并非该会的董事会成员。杜威本人在1926年2月辞去了他在中基会的董事职务。胡适在当时是中英庚款委员会的成员，1926年主要是陪同该委员会的英方成员访华。他直到1927年才成为中基会的董事。杜威对于中国教育的影响大多是理念上的，而孟禄和郭秉文在推动制度建设方面都是有案可稽的。基于此，郭秉文和孟禄的合作促成了中基会对于华美协进社的拨款是在现有材料中最为可信的说法。[10]
在成立之后，华美协进社为郭秉文及其继任者孟治这样具有世界胸怀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向美国人系统传授中国文化的组织平台。该社在成立后不久就参加了于费城举办的美国建国150周年展览会，并设立了一个广受好评的有关中国教育的展览。根据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该展览体现了“一个5000年教育体系的成果”。这个展览显然是受了郭秉文的影响，因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毕业论文讨论的正是中国教育体系从远古到20世纪早期的长期发展。郭秉文同时也邀请了重量级人物，比如说中国哲学家和剧作家，以及未来《联合国人权宪章》的起草者之一张彭春(1892-1957)来华美协进社做关于中国的公开讲座。郭秉文所邀请的名人当中最广为人知的可能是京剧名角梅兰芳(1894-1961)。梅兰芳在华美协进社的协助下于1930年初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为了梅兰芳的演出，郭秉文成功地邀请到了克利夫兰·E·道奇（Cleveland E. Dodge, 1888-1982）和奥托·H·康（Otto H. Kahn, 1867-1934）这样的社会名流做赞助人，不过他却未能获得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 1874-1960)的同意。[11]
梅兰芳访美演出时华美协进社主办委员会成员名单，包括郭秉文、司徒雷登、杜威、孟禄（Paul Monroe）和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的夫人
华美协进社后来的历史表明，洛克菲勒家族以及他们的顾问对于该社的发展和财务向来持怀疑态度，因此也从来没有对之有太多实质性的捐款。资金问题确实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华美协进社。作为一个依靠第二批庚款返还的一小部分而建立的机构，华美协进社从成立之初就在财务上依赖中基会，这种依赖持续到了郭秉文卸任之后。在1920年代末期，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并且企图把在北洋军阀时期成立的中基会改组为一个纯粹的政府机构。只有当美国政府威胁要停止庚款返还之后，国民政府才放弃了这个计划。中基会运作的不确定，加之当时席卷全球的大萧条，很有可能促使了郭秉文对华美协进社进行改组，使之在财政上更为自足。但是郭秉文的改革计划在1929年6月召开的中基会董事会年会上被否决，当时华美协进社似乎在年底之前就要被迫解散了。[12]
不过国民政府的改组计划最终并没有影响到中基会的运作，因此华美协进社的经费仍继续由该会支付。尽管华美协进社在1930年代初变成了一个名义上的会员机构，它在财政上对于中基会的严重依赖仍然持续。1940年代中期，在华出生的美国媒体大亨亨利·R·鲁斯（Henry R. Luce, 1898-1967）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眷顾开始通过他本人的基金会对华美协进社大加扶持。直到此时华美协进社对中基会的经济依赖才略有减少。洛克菲勒基金会旗下的中华医学基金会（1928年起独立）在华的长期代表以及中基会董事的顾临（Roger S. Greene, 1881-1947）在1943年对于华美协进社财务不独立的批评也证明了中基会对该社在财务上的关键作用。[13]
1943年郭秉文在华美协进社的一次演讲中谈到华美协进社成立的过程（来源：洛克菲勒档案中心）
郭秉文并非一个书斋内的知识分子。从1931年起他离开了华美协进社，回到中国进入政界服务。他在该社的时间虽短，但是他对于在美国系统传播中国文化的热情却并没有随时间而消退。当他于1940年代末在华盛顿定居之后，郭秉文又和国会图书馆的著名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 1884-1975）等人一起在1957年创立了中美文化协会（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该会与地处纽约的华美协进社目标类似。郭秉文对于在美传播中国文化的努力，特别是在华美协进社的工作，让他成为了“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的忠实践行者。[14]
前排左一为郭秉文、左四为胡适、左六为魏道明；后排左一为孟治、左二为亨利·R·鲁斯，摄于华美协进社
郑砚秋，北京大学哲学系与教育学院毕业后赴美，在中美文化相遇的个人经历中开始从跨国视野审视中国近现代史，于西北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亚利桑那州与宾夕法尼亚州任教，研究主题涉及中国文化外交以及中华饮食。
